所以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和符合人民大众的需要的。
82年宪法这个过程，有一点是清楚的，中国历史上有私人财产权，中国城市解放的时候，确实是私人的，政府机构的房子，那是公有的，但大部分是私人的。章立凡：我看许崇德回忆录，比你说的情况更详细一点。
当前，整个社会的关注点在于如何改善大杂院居民的生活状况，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除此以外，因为我家里老辈就有规划界建筑界的，所以我跟老规划师聊过，他们都说是非常小心的，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拆私人的院子非常小心，因为私人手里有地契，那是共产党发的地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此轻易地完成这么大的动作，没有任何一个农民代表，农村的土地征用就改了。我知道的只是这么一个片断，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别把法律看得太神圣，其实通过得相当随意。这是60年代初期北京西城区的，现在这两个小孩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认识他们，此刻正在艰苦地保护着他们家的四合院，抗争得非常艰苦。
现在很多人一看到某个侵权的状态，一看到被某官家或者房管局霸占的院子，动不动就说收走了、没收了，包括自家人很多都不了解怎么回事，自己家的事自己都不清楚。现在的法治继承了古代的缺陷，甚至进一步放大。但对于这些实名制规定，除了北京市2011年推出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中的微博实名曾遭受学者的广泛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干预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外，其他的实名制似乎很少受到责难，人们也很少察觉实名制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此外，在建立集成信息系统时，如这些数据和其它数据相互结合，就会产生部分的，甚至是完全的个性轮廓。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5月9日召开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讲话中也曾提到，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受理。宪法隐私权同样覆盖信息隐私，则源自联邦最高法院1977年的华伦诉罗伊案（Whalen v. Roe）判决。这一风险提示我们应强化对信息保护的公法研究，相应的，在公法领域，无论是公民信息权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其风向也应实现从信息公开到信息保护的风向流转。
通过获取、汇集和整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种种生活痕迹，数据技术完全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1]，从而使私人图像一览无余地暴露于他人的窥视之下。下文就以典型实例为证，说明信息化时代下国家滑向监控国家的极大风险以及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的必要。
该法颁布后，一百多位公民提起宪法诉讼，联邦宪法法院也临时中止了《联邦人口调查法》的实施，并在审查后要求议会修正某些规定，防止因法律漏洞所导致的在收集、储存、使用和转移个人信息过程中的权力滥用。但许多法院至今仍采用传统过分简单化的隐私权概念。对于其自身信息，个人并不具有任何绝对或无限的控制。[10]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5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
如果说，一个摄像头也许只能证明某人某时某刻于某地的某种行为或某种状态，那么一张视频监控网络几乎可以完整拼凑出个人离家后的所有行踪信息，通过视频监控联网，作为监控者的政府几乎被赋予了上帝视角，其对公民行踪信息得以轻松和全面掌控。[23] Wahlen v. Roe,429 U.S.589(1977).该案的主要事实是，纽约州在1972年的一部法律中规定，凡是对人身具有潜在危害的药品必须进行分类。鉴于传统隐私侵权法对于信息隐私保护的局限，美国于1974年颁布《隐私法》。但由于缺乏对此问题的足够省察，我国既往在信息权方面的公法研究和制度实践，主要聚焦于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却凸现严重的制度空白。
起步于隐私，但又不止于隐私，也是域外诸多国家和地区信息保护立法的惯常发展历程。[18] Jonathan B.Mintz, The Remains of PrivacyDisclosure Tort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ivate Domain, 55 Md. 1. Rev.425,446(1996). [19] 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页。
[26] 王利明：私权概念的再界定，载于《法学家》，2012年第1期。法律必须首先明确规定搜集、使用人民信息之目的，而禁止为供未来不特定目的使用而搜集公民个人信息。
正是在这一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创设性地提出了信息自决权的概念。[5] Hans-Ullrich Grallwas, Der allgemeine Konflikt zwischen dem Recht auf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und der Informationsfreiheit, NJW1992, S.12. [6] [德]艾伯哈特·施密特-阿斯曼：通过基本权利及宪法保障所进行的权利保护，载《中德法律研讨——对行政的法律约束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第270页，转引自刘飞宇：行政信息公开与个人资料保护的衔接——以我国行政公开第一案为视角，载《法学》2005年第4期，第126页。[53]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第509号解释。政府出台上述实名制规定，基本都是出于行政管理的便利，或是维护社会治安的需要，但为追求这些目的就要求公民事无巨细地提供个人身份识别信息，显然属于损益失衡、手段过当。我国现有的个人信息公法保护研究主要受美国法宪法隐私权理论的影响，但将这一理论作为公法保护的基础却凸显出保护对象偏狭、权利属性不明以及欠缺公益考量空间的弊端。（三）宪法隐私权作为公法上信息保护理论基础的局限与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隐私权提升至宪法原则的高度，使隐私权摆脱了私权的偏狭局限，成为对抗国家干预的重要利器，学者们也因此赞誉宪法隐私权为自由社会的基石[31]。
其一、强制录入指纹与指纹信息保护。六、结语 数据技术的疾速发展使个人信息被泄漏和滥用的风险骤升，个人信息保护已因此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自决相比隐私保护，更能有效因应为信息时代下普遍而广泛的信息保护需要。[35] 刘泽刚：隐私权的公法俘获及其意义，文正邦主编：《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四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2辑 进入专题： 信息权 监控国家 宪法隐私权 。尽管宪法隐私权概念具有上述重要功能，但将其作为公法上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却仍旧具有相当的局限和问题，而这些局限和问题又主要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保护对象的有限 如上文所述，美国法上的隐私权最初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个人的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秘密。
参阅[美]阿丽塔·L·艾伦，理查德·C·托克音顿：《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冯建妹等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联邦最高法院对信息隐私同属于宪法隐私权的肯定，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私人信息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同样使其免受国家行为的侵扰。而2002年与2006年的指令同样强调主要保护公民的隐私信息，但又不仅限于隐私信息的立法思路。但法律保留原则不仅涉及限制公民基本权的形式要件，其中还包含授权明确性的诫命，即对基本权的影响强度越大，法律就应越明确具体[47]。
而《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一直以来又被作为德国宪法中的一般自由权条款，这一条款除保障公民广义的层面上从事任何活动的行为自由（Handlungsfreiheit）[40]外，还具有相当的涵盖功能，如果公民的某项行为自由不能纳入《基本法》所列举的特定自由权的保护领域，都可援引第2条第1款。因此，个人可以完全排斥外在世界，独自退回内在主体，并享受在其中隐居的权利 [48]。
[39] [40] BVerfGE 6, 32, 37f. [41] BVerfGE 27,1. [42] Peter Lerche, Uebermass und Verfassungsrecht,2.Aufl.1999,S.153. [43] Michael Sachs, Grundgesetz Kommentar, 1996, S. 591. [44] Bodo Pieroth 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Ⅱ, 2004, S.62. [45] Spiros Simitis, Die informationelle Selbstbestimmung –Grundbedingung einer verfassungskonformen Informationsordnung, NJW1984，s.395. [46] 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603号解释许宗力、曾有田大法官协同意见书。受美国法的深刻影响，私法领域对信息保护的讨论主要在隐私权的范畴下展开。
这也导致美国法对于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既不普遍也不全面。而这一思路同样为1990年的《德国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所吸纳。
而我国学者对宪法隐私权概念的纳入，同样有助于我们强化对无孔不入的国家作用的防御，保障私人领域免受国家不当介入，以及维护个人自决在现代国家下的完整。在我国，对隐私权的最初研究主要在私法领域内展开，而隐私权的属性也被相应的定位为与契约自由、财产权一样的私权。彼时人们关注的只是不欲为他人所知的隐私信息的保护，人们也同样认为，隐私保护已足够为自己构筑起阻挡他人和国家窥视和介入的坚固屏障。正如施密特·阿瑟曼所言，公民信息自决和数据保护要求的提出，是对国家因现代信息技术的急剧发展而获得的对个人生活极大监控可能性的回应[6]。
但电脑、信息技术的疾速发展将人类无法逆转地带入信息化时代。参阅Horst Hund, Ueberwachungsstaat auf dem Vormarsch- Rechtsstaat auf dem Rueckzug? NJW 1992. [17] 参阅刘泽刚：宪法隐私权的目的是保护隐私吗？，载《社会科学家》2008年第5期。
以我国台湾地区为例，1992年[52]和2000年[53]的司法院大法官会议解释最初也只是确立了美国式的隐私保护，直至2005年才在按捺指纹换取身份证案中，经由释字第603号解释吸收了德国法有关信息自决权保护的思想。而德国法对信息自决权可限性的确认以及限制理由的归纳，也同样为我们构建多元开放又稳妥适宜的公法信息保护制度提供智识参考。
此外，基于基本权利客观价值属性的认知，人们同样可以合逻辑地推导出在公民信息自决权受到第三方侵犯时国家的保护义务。是否能够推导出当公民隐私权受到第三方侵犯时国家的保护义务。
